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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論壇管委會敬告
2007年9月22日

左派和右派的由來有兩種說法。一個是1879的法國製憲會議，另外一個是塞納河左岸的知識份子。

前一種說法比較普遍，認為左派是在1879的法國製憲會議上產生的，當時的製憲會議，第一等是教士、第二等是貴族、第三等是平民。而在製憲會議上，第一等和第二等的議員坐在議會大堂的右面。第三等的小資產階級和普通市民坐在議會左面。普通市民的訴求和觀點比貴族進步，他們更加熱愛自由、平等和博愛，後來這種思潮變被總結為左翼。

雖然議會的說法比較成熟，但是也有不少人認為塞納河才是左派的緣起，塞納河貫穿整個巴黎市，它的右岸是金融商業的中心，也是法蘭西共和國金錢和權勢的象征。左岸則有不少咖啡館，是畢加索、海明威、薩特等人流連的地方。海明威的《流動的饗宴》（A Moveable Feast），據說就是在咖啡店裡寫成的。左岸的第一家咖啡店——普各伯咖啡館（Procope Cafe），在1686就開張在左岸的聖日耳曼大街。咖啡店一直是左派的思想交匯處，因此也很難說那種說法最早。

無論何種說法，左派指的都是比較進步的，希望推動社會改革的﹔而右派則是相對保守的，維護現在狀況的。不過左翼思潮是建立在現代文明之上的，僅僅是推翻建制，談不上是左派，如果不能建立更加合理的制度，就不能維護一個更加人道主義的社會。說到底，鬥爭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更多的時候，左翼扮演的角色是被迫反抗，如此而已。

說自己是左派，卻對這些重要的原則問題沒有想清楚，實在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很簡單，左派前輩追求的，絕對不是茹毛飲血的日子。

近年來，許多繊體公司都落足本錢地大賣特賣廣告，強調女性的苗條身體的重要性。這些公司透過傳播媒介向大眾不斷地輸送錯誤的概念，把繊瘦甚至近乎病態中的瘦的概念，潛移默化的貫註在愛美一族的腦海中。他們甚至造成了一個假像：「凡事不瘦的都是不健康的。」於是乎，無論是胖的瘦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點錢而又在乎自己的外表的，都一窩蜂地去繊體，去奉獻。

重複又重複的傳播媒介影響了大眾的價值觀，被引導了的價值觀又影響了他們對健康和體態的態度，這種態度又令到傳媒對繊體訊息的傳播趨之若鶩。這種互相影響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人都把錢往這些繊體公司裡塞。由於利之所在，繊體公司也越開越多，廣告也越來越鋪天蓋地的覆蓋著整個城市。越來越多的錯誤的健康訊息被植入人們的腦海裡，這種惡性循環在不斷的加劇著。人們錯誤的信念系統影響他們去決定他們何時需要幫助，以及需要哪一種他們認為是適當的幫助 (Petersen & Meredith, 1995)。

在廣告和傳媒的影響下，人們對健康和美麗的態度和行為在一天天的改變著。錯誤的健康和美麗的概念深深地根植在人們的腦海中。於是，就會發生很多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健康問題。

女性的傳統角色和身體意像

在中國的傳統裡，無論在家裡還是在社會裡，女性通常是扮演一個輔助的角色。在古代，女人的地位是次等的，她們在社會地位取決於生殖能力，以及終生要受丈夫或兒子的支配(Perry & Schenck, 2001)。即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多數在香港的中國人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在過去，多數的女人在財政和社交上都要依賴男人。社會認為女人是要貞潔和善解人意的，女人最大的成就是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和生育眾多。苗條身裁對女人來說並不是好身材，反而胖胖的才是好的身材。

女性的現代角色和身體意像

在1960 年代後，這幾十年來，女性的角色隨著社會急速的發展，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女性的社會地位變得越來越高。大部分的女性都有工作，而且在社會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高了。香港是一個中西文化交流中心，也同樣受到中西方的文化所影響。文化是一種在某種特定群體裡的行為(Baran, 1998)。.隨著女權意識的擡頭，女性所關心的不只是她們的家庭，還包括了她們的學業、事業、朋友、身體意像等等…… 。女性對自己有了新的看法了。今天，在女性中最熱的題材是健美和苗條的體型。許多女性都有飲食的問題，她們不敢吃「太多」，甚至有的女性還患了飲食方面的疾病。.

社會方面關於身體意像的因素

身體意像和大眾媒體

人們的態度和行為很受大眾媒體的影響。最近幾年，大眾媒體對苗條體態的鼓吹到了一個無孔不入的地步。鼓吹苗條身型的廣告在電視裡、收音機裡、報紙上、雜誌上都隨處可見。模特兒公司指定的可以接受的女性體型——-年輕而且有極端瘦的「理想」體態，成了眾女性的目標(Sapsford, Bullock-Saxton & Markwell, 1999)。在大眾傳媒和朋輩的影響下，很多女性被迫要去少吃一點。

「吃少一點」的念頭變得越來越流行，甚至小學生也受到影響。在2001年，有個關於小學生的調查，.香港進食失調中心(Hong Kong Eating Disorder Center)發現了10%的香港青少年有飲食失調問題。大約20%的被訪學生覺得他們「太胖」，他們之中有大約20%有「節食」的經驗。.雖然只有5% 的學生是超重的，但有超過40%希望變得更瘦一點。超過70%的被訪學生都認為瘦人比胖人更漂亮，而且瘦人比胖人穿起衣服更好看。超過20%的被訪學生希望將來可以像那些模特兒一樣瘦。傳媒關於「越瘦越好」的吹捧對飲食失調的孩子來說造成的影響不謂不大。

身體意像和飲食失調

很多成年的女性和青少年時期的女孩都節食，有的一天只吃兩餐，有的沒有攝取足夠的營養但做了過量的運動，有的光顧繊體公司和服用它們提供的藥物，有的自己去買一些所謂的「健康產品」。有些私家醫生甚至處方了一些藥物，讓急欲減肥的女性的食欲下降，去達成減肥的目的。這些行為造成了許多身體的問題，甚至造成了飲食失調。對身體需求不尋常的幹擾通常會導致相關的心理問題(Castle & Phillips, 2002)。但是，在繊體的風氣下，很少人會去關心健康的問題。

文化和大眾傳媒

文化是看不到的，但文化對人們的影響深遠。過去，中國人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現在，人們深受大眾傳媒影響。但是，人們並不在意這些改變。最受某種文化思想影響的人，最不知道自己受了那些影響(Groothuis, 1994)。這就是大眾傳媒在文化中扮演至關重要角色的原因了，傳媒對文化的影響深遠。.社會文化對飲食問題和飲食失調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也是常見的 (Thompson & Smolak, 2002).

文化和社會的轉變是非常難懂的，而且時刻在變動著。試圖去全面了解這些變動是困難和複雜的(Furze & Stafford, 1997)。文化通過大眾媒體去建造和維持，文化的力量就居住在媒體的傳播中(Baran, 1998).。女性對身體意像的看法的是受幾個因素影響的，包括了父母、大眾傳媒以及朋輩。. Thompson and Smolak (2002)說過，媒體印像對身體自尊的影響是複雜而混亂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繊體公司大量風行的廣告，流行歌星和藝員也參與宣傳是另一個原因。好些女性的謬見是苗條的身材可以讓她們更受歡迎，她們去繊體就是為了要擴大社交圈子。

廣告和繊體公司

繊體公司製作了很多的廣告，其中包含了很多錯誤的健康訊息，這些訊息通過電視，收音機，雜誌、電影和廣告板向人們發送。Guillen and Barr (1994, as cited in Sapsford, Bullock-Saxton & Markwell, 1999)認為這些廣告對美女的刻板形像是高和瘦的，就好像一條管子一樣。這些訊息的焦點不只是影響成年女性，青少年的女孩也一樣深受影響。

繊體公司把自己包裝得像專業的健康機構，去贏取公眾的信心，這就是為什麼越來越多的人去光顧繊體公司去買「健康產品」。人們的價值觀和對健康的身體意像的態度被那些繊體公司誤導及扭曲了。扭曲的身體意像和飲食失調是分不開的，尤其是在現今的社會更加明顯(Castle & Phillips, 2002)。香港政府2003年宣佈收集市民對監察健康產品廣告的意見，但到目前為止好像還沒有實質的行動，大部分這一類的廣告還是不受監管。

健康和美麗體態的社會標準，已經在持續的廣告攻勢影響下慢慢地變了。人們開始認為胖的體型為不健康的體型，瘦是健康和美麗的唯一標準。很多女性都去追求苗條的身材，但是她們在作出抉擇的時候容易傾向於忽略健康的重要。她們的焦點集中在體態上而不是在健康上。對身體意像的社會標準，可以分為心理上和行為上兩個成份(Castle & Phillips, 2002)。而這兩個成份引致女性在追求心目中的身體意像中，把女性引向重視外型而忽視健康。

結論

健康最受個人的行為影響，健康與否取決於人們怎樣生活和吃什麼食物。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有健康的身體。健康不只是個人身體上的狀態，對環境的適應和保持穩定的心境也是健康的特徵(Petersen & Waddell, 1995)。

人們對健康的態度和行為是深受文化影響的。由於大眾傳媒在現代的生活中佔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文化和傳媒的互動吸引著越來越多人的註意力。政府和社會需作出相關的行動，對不實廣告的監察，需要儘早實施。政府和衛生部門必須在媒體上和學校裡向市民提供正確的健康訊息。政府應該採取積極的措施，改變兒童身處的環境，尤其是他們接觸到的資訊，從而逐步影響他們的生活習慣，例如﹕要避免不良食物的宣傳資訊泛濫，灌輸正確的健康資訊及提供充足的選擇。市民需要給予足夠的知識去認清何謂真正的健康，只有這樣，市民才可以在健康的信念、態度和行為上，發揮健康生活的真粹，因為個人的內在知覺是受外在環境影響的！

Reference:
Baran, S.J. (1998). Introduction to mass communication: Media literacy and culture. London: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Castle, D.J. & Phillips, K. A. (2002). Disorders of body image. Petersfield: Wrightson Biomedical Publishing Ltd.

Furze, B. & Stafford, C. (1997). Understanding Society and Change. Melbourne: MacMillan.

Groothuis, R. M. (1994). Women caught in the conflict: the culture war between traditionalism and feminism. USA: Baker Books.

Hong Kong Eating Disorder Center. (n.d.). Retrieved Febarary 17, 2004, from http://www.heda-hk.org/content/hk.htm

Perry, S. & Schenck, C. (2001) Eye to eye: Women practicing development across cultures. New York: Zed Books.

Petersen, A. R., & Waddell, C. (1995). Just health: Inequality in illness, care and prevention. Melbourne: Churchill Livingstone.

Petersen, S.F., & Meredith, B.M. (1995). Health, illness, and the social body: A critical sociolog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Sapsford, R., Bullock-Saxton, J., & Markwell, S. (1999). Women’s health: A textbook for physiotherapists. Sydney: WB Saunders Company Ltd.

Thompson, J. K., & Smolak, L. (2002) Body image, eating disorders, and obesity in youth: Assessment,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我國依國情發展社會主義的重大課題，只有正確地繼承和發展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創新，才能走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然而在較早前的改革開放第三次大辯論中，部份人對我國經濟發展問題和改革開放進行反思。不過，有部份言論卻認為現時我國主導思想乖離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原理，或者放棄毛澤東思想，這種說法明顯是站不住腳的。

主導思想一脈相承

執政共產黨在毛澤東逝世後至今，仍然視毛澤東思想為黨和國家的主導思想之一，後來的鄧小平理論是建立在毛澤東思想體系之上，核心內容是毛澤東在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實事求是精神，而實事求是精神正是打破長征時期黨內出現過的本本主義﹑教條主義思想，乃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方針。鄧小平理論在實事求是精神上尋找出當時國家首要矛盾的所在，重新確定國家現時首要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從而提出「發展是硬道理」概念，並以實事求是精神制訂出解決香港問題﹑兩岸問題以及「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戰略。三個代表論則在鄧小平理論之上，研究共產黨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國家的執政黨需要具備的條件，從而得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必須代表先進生產力，才能領導人民發展生產力﹔必須代表先進文化，才能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精神文明﹔必須代表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才能以民為本，獲得人民擁戴，更是執政之本。可以說三個代表論是一套共產黨的立黨和執政目的之理論，乃是共產黨除了因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建立新中國而取得執政正當性之外，回答了共產黨在建立了一個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民主國家後應該「怎麼辦」的問題。有人曾對三個代表論的理論高度表示質疑，那只能說他們不明白三個代表論的理論高度和真理性。試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如果不能代表先進生產力﹑不能代表先進文化﹑不能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的執政正當性何在﹖

第四代領導提出「兩個和諧論」，則是在三個代表論和「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外交戰略的進一步深化，如果說三個代表論中「代表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是立黨之本，建立和諧社會則是「代表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方法，也是建立小康社會的原因﹔假如「韜光養晦」是為了「有所作為」，構建和諧世界就是「有所作為」的目標。可見，我國的各個主導思想乃是環環緊扣﹑一脈相承的。任何批評我國主導思想乖離馬克思主義原理，或者放棄毛澤東思想的言論，都沒有理論根據。

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過渡

至於我國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問題上，應該怎麼辦﹖似乎，我們需要對馬克思唯物歷史觀再一次進行理論探索，才能深化我國主導思想的理論基礎。

首先，在唯物歷史觀中，共產主義是執政共產黨的奮鬥目標。共產主義是一個社會階段，其經濟內涵是一種生產關係，因為生產資料共有，而令到生產關係中再不存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社會階級亦不存在，而社會主義階段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一個過渡，為了達至這種過渡，無產階級必須取得上層建築發展的主導權，從而將舊有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逐步改變。

然而，由於共產主義是人類未來社會的一個歷史階段，所以我們只能說這是比現在社會更進步的階段。如果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那麼人類社會是否邁向共產主義就不再是美不美好的問題。將來共產主義社會形態將會怎樣，共產主義社會的上層建築將是甚麼一回事，現在是無法想象出來的，任何想象都只是假設，更有可能流於幻想。

更重要的是，共產主義既是一種社會形態，亦是一種生產關係，即共產主義生產關係在共產主義社會中佔有人類生產的統治地位。那麼，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會否存在﹖我們不能排除仍然存在的可能性，不過並不佔有人類生產的統治地位，而最終完全被淘汰。如果社會主義是一個過渡，那麼社會主義就是原有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的一個淘汰過程，即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生產關係 ，逐步取代生產資料私有制生產關係的一個過程。

社會主義可存在兩種生產關係

換言之，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或者應該說，儘管整個人類世界絕大部份進入了社會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還是必然會存在的。大家可能會感到困惑，為甚麼會這樣說呢﹖我們可以回顧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而得出結論，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僱傭關係是佔據著社會生產關係的統治地位，是不是代表著舊封建時代的師徒生產關係，或者自僱經營式手工藝的生產關係完全消失﹖答案是否定的，只是這些生產關係逐步被淘汰和息微。又例如，歷史中不少國家在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初期，是否封建的農奴制度立即消失﹖答案也是否定的，只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了一段時間，社會性大生產佔據了經濟基礎的統治地位，農奴制度才走向崩潰。因此，在社會主義這個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中，私有制生產關係應該必然仍然存在，物權概念也應該必然仍然存在，並與公有制生產關係並存， 只是私有制生產關係在社會主義階段中逐步喪失社會生產的統治地位，最終被公有制生產關係所取代。當人類社會全面實行公有制生產關係，社會主義階段結束，並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或許這樣說，一些人認為在社會主義階段中只能出現計劃經濟，不能存在市場經濟，不能存在商品和物權概念，不容許存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連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的經濟剝削，也需要在一進入社會主義階段時便需立即消失，否則就是「修正主義」或者資本主義復辟，這是違反唯物歷史觀的。

始終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

問題的關鍵是，究竟在一個社會主義階段中，是甚麼去決定生產關係呢﹖一個無產階級政黨控制了上層建築和國家機器，是否就能憑無產階級專政去決定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呢﹖如果我們相信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如果們相信客觀物質變化不以主觀意誌為轉移，如果我們相信馬克思唯物歷史觀，則知道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的淘汰速度不能以主觀意誌為轉移，因為任何一種經濟社會形態的產生和滅亡都取決於物質條件，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當社會的生產關係與社會的生產力不能相適應，生產力就會滯後於社會的整體需求，社會資源分配不平均的程度就會加劇，造成嚴重的社會矛盾，最終就會導致一種生產關係失去了社會生產的統治地位， 伴隨著這種生產關係的上層建築也會崩盤，隨之而來的就是一種能夠與社會的生產力相互適應的生產關係出現，重新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並取代原有生產關係的統治地位，舊有的剝削方式就會逐步消失，資本主義社會崩盤和人類進入社會主義階段的歷史發展規律也是一樣。如是者，社會的生產關係能否與社會的生產力相適應，決定了哪種生產關係在該社會經濟基礎的統治地位。因此，鄧小平說﹕社會主義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兩極化，消滅貧窮，最終達至共同富裕」。

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的作用

那麼 ，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在哪﹖無產階級革命是資本主義社會崩盤的結果，經濟環境較為落後的地區和國家爆發無產階級革命，則是在資本主義發展成帝國主義後所出現的現象，即經濟環境較為落後的國家在帝國主義剝削和壓逼下，國內資產階級協同帝國主義勢力進行剝削，使當地的工農階級無法透過生產而獲得生活資料，最終爆發革命。

至於無產階級專政，則是確保一個國家在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後，盡量避免出現反覆，即確保了社會朝著共產主義社會的方向邁進，簡而言之是確保「無產階級革命的果實」，而國家機器由無產階級政黨執政，則是社會主義國家內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體現，並由這個無產階級政黨長期執政來確保「革命的果實」。無產階級政黨並無能力透過國家力量去改變該社會的生產關係，國家力量只可以說發展社會主義的助力，最重要還是找出那種能夠與社會的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係，用以評估該國社會主義的「過渡水平」。如果是社會主義過渡的初級階段，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到公有制生產關係能夠與社會生產力相適應，即能達到「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效果時，公有制生產關係便會逐步取代私有制生產關係。到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完全被淘汰，資產階級也自然不存在，人類亦進入了一個沒有階級的共產社會，之前的階級矛盾消失了，人類社會就會邁向和諧。所以說，社會主義就是要建立一個和諧社會的論述是正確的，作為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在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以構建和諧社會作為社會發展目標，也是正確的。

結論﹕社會主義存在反覆危機

最後一點我們是必須清楚的，就是當我們說人類進入社會主義階段，是人類整個世界中的大部份社會和國家進入了社會主義階段，或者至少存在進入社會主義階段的趨勢和條件。因此，假如我們認同唯物歷史觀，我們便不能忘記，人類從資本主義社會崩盤到全面走進社會主義階段，有可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人類全面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到走向共產主義社會階段，也有可能是漫長的過程。例如，我們如果認為英國光榮革命是資本主義革命的開始，整個人類社會由封建社會演變到資本主義社會則花了三百多年的時間。那麼，如果說十月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開始，單是整個人類社會由資本主義社會演變到社會主義社會也可能需要花了三百多年的時間。當然，如果人類社會在演化到共產主義社會之前沒有被滅絕的話，人類社會由資本主義社會演化到共產主義社會需要多少時間﹖沒人可以知道。只可以說，在這個過程中，可能一些國家會率先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即一些國家開始邁進社會主義階段，一些國家則仍停留在資本主義階段，中間可能存在一些反覆，可能出現倒退，社會主義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專政可能會倒臺，資本主義會復辟，正如法國大革命之後也出現過幾次君主制復辟一樣。如是者，東歐和蘇聯的顏色革命而出現的資本主義復辟，就不難解釋了。

有了這樣的認識後，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就只有明確了解的執政目標，明白執政共產黨的群眾基礎，確切了解廣大人民的實際需要，明白社會主義國家內的現存矛盾，以及化解國內現存的社會矛盾，才能確保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繼續下去，才能確保無產階級革命的果實，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避免中國再次走資產階級階級專政回頭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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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事物看似互不相關，但事物間必定存在了肉眼不能察看，只存在於事物本質的關連。因為這些關連，引致矛盾的出現，從而引致事物的演進、變化。任何意圖把事物的關連斬斷，最終必導致事物發的停止、以致覆忘。

而不同國家、民族的文化、歷史及哲學，更擁有緊密的關係，缺乏任何一者，其餘二者皆不可能發展。這些道理也在歷史中顯現。

以英國為例，英國於1066年哈汀斯戰役後被諾曼地公爵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佔領後，引入了歐陸的封建制度，使英國進入了中世紀，結束了英國小國林立的時代。而古法語也令英語產生變化，現今英語有很多字詞源自古法語。諾曼征服也令英國進入基督教文化圈。使得英國國王理查一世(獅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 Heart)也參加了第三次十字軍東征。十字軍東征失敗後，教皇的威信跌入谷底，令亨利八世在教皇不允他與第一任妻子凱瑟琳離婚時，受宗教改革思潮影響者的鼓吹下，宣佈英國教會脫離羅馬教會，另外成立英國國教聖公會。而因為宗教不和的西班牙更在1588年派「最幸運的無敵艦隊」進攻英國（英格蘭），最終令英國走上了海洋大國的道路。伊利莎伯時代更是英國文化發展的黃金時期，如培根、莎士比亞也是在這個時期出現。對後來，尤其是帝國主義時期的英國人來說這是有象徵性意義的。17世紀在歐洲興起的君權神授說令伊利莎伯女王後的英國國王如詹姆士一世、查理一世、查理二世和英國國會發生沖突，造就了英國內戰、光榮革命，使英國進入了君主立憲制的時代。做就了馬漢心目中的成功海軍國家的完美典範：「在地理上占據優勢，無論是國土面積、地理構造還是地緣位置都是如此；擁有依賴海洋維生的堅強國民，開闊的眼界和積極進取的政府」。而海權也令英國開始走上帝國主義的道路，在文化上令英國上生一種「日不落帝國」的虛榮感。而這種虛榮感甚至影響了英國皇家海軍：在1904年開學的奧斯伯思海軍學院，新生入校看到的第一張告示就是「皇家海軍無所不能」。

從英國文史哲的發展，可以得出文史哲三者不可分割的結論。

歷史，是人類發展的紀綠；文學是人類智力運用的產物；哲學即人類意識受外在物質影響後，對事物的觀點。因此，三者有著互相關連﹑不可分割的關係。哲學上的變化，影響文化的發展，文化的發展影響了歷史的發展，歷史的發展又影響了文化進行另一層次的發展，最終又影響了哲學的再發展。哲學作為原因，影響了其結果－文化或歷史的發展，而結果又可轉化為原因，影響本來的原因的發展。例如我國清、民國交接之時，國人認為儒家思想令中國積弱的哲學/意識上的理念，令國人發展出民主與科學的理念；此理念令文學家們如胡適等的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陳獨秀的《新青年》。最終又再影響了人們的意識，影響了歷史的發展，導致了五四運動。

所以，這三者的關係是如此地緊密、牢不可破。任何人想要把這三者分開，都是不可思議及不可能的。而且，把三者分開來學習，也不能真正的了解到三者其中一樣的真正發展。而分開來學習也是畸形的。但，現時的教育出現了這種情況。也可見現時的教育是畸形的，是不完整的。甚至，有多少個在香港於中四起修讀文學的學生，是兼通史哲的？但相反，反而有很多對中史有一定認識的人（不一定是學生）對中國文學及中國哲學有認識。可見現時的學生不是為自己興趣而學習，是為會考取得高分而學習。尼采說：「一個人知道自己為什麼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種生活。」這樣也可以解釋到為什麼現代人精神意誌薄弱，學生時常自殺，原因在於他們不知道學習來做什麼以及缺少了一個令自己生存的原因。

總結來說，既然文史哲三者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因此，研究及學習文史哲三者，都應把三科一起研究、學習。否則只能學到事物的表面，而接解不到其內部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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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毓祥先生之死，不覺十年，感慨良多！

上次成功登上釣魚島是2004年，由七名內地青年組成的突擊隊搶灘成功；而最先發起民間力量保釣的港台人士，自1996年登釣成功後一直再沒有成功過。十年過去，當年港台聯合的保釣力量，在先生離世後只有片刻光輝，實在令人惋惜。

台灣在這十年裡，力量相對於大陸，已大不如前，領導人以媚外以求自保，對於釣魚台的主權問題，態度非常消極；而國民黨沒有公權力，即有保釣之心，亦難有作為。而香港方面，正如無雙所講，十年前保釣的中堅分子當中，都是四十來歲的第一代保釣人士，年輕力量過於薄弱，經十年消磨，更不成氣候。

反觀大陸，經過十年經濟快速成長，社會上的確存在一些不愁衣食，兼有民族大義的青壯年人士，而且大陸民間普遍存在惡日情感，大陸保釣人士如堅持抗爭活動，除非官方出面阻撓，民間的支持力量是非常強大的。如去年4月國內的反日浪潮，只要能將部分群眾的反日情緒適當的引導的保釣的力量上，所發出來的力量將是多麽巨大！

大陸民間對保釣的熱情有多大，我個人有個小小經歷，可以佐證:我經常會坐公車經南頭關進入深圳市區，通常公車過了關會在關口停留片刻，讓沒有邊防證的乘客可以下車過關後再上同一班車去目的地。就在這片刻的停留時間，會有賣報紙的小販上車向乘客兜售當日報紙，平時一趟車內會買報紙的乘客很少會超過三個人，更多的情況是一份報紙都賣不了。不過有一次，當日報紙頭條是美日有意以釣魚島作投彈訓練區，中國強烈抗議，買報紙的乘客頓然有七八個之多，由此可見在大陸民眾的心目中，釣魚島問題是非常關注的。

十年前，東海的問題還未有被激化，中日就釣魚台問題的矛盾尚未放到台前。雖然無奈的事實是，對於釣魚島，日本有實際的控制權，但雙方還是透過民間力量去宣示主權為主。

就在先生不幸離世後不久，我曾撰文指出，中國政府之所沒有在釣魚島問題上與日本對著幹，是因為中日角力乃至中國的國際戰略，中國的戰略重點都應放在南海而非東海。（1）南海超出了日本海上自衛隊的投送能力，但距離海南島相對較近，（2）而且對於南海海域，中國的軍事力量在該區域遠超過其他周邊國家；（3）由麻六甲到台灣海峽，巴士海峽的南海水域，是中東石油向亞洲運輸的國際航道，日本經濟生產所需的原料，85%由此航道輸送，而且是先要過南海才可過東海。所以無論在外交上或軍事上，中國對南海海域有地緣優勢，以當時相對有限的國家資源，投放到南海，效益遠高於東海。所以中國要爭取的，是南海海域的主導權，而不是在東海方面與美日對著幹，耗費資源；只要堅持底線，不放棄釣魚島主權，以民間力量作為東海爭議的台面力量，背後撐腰，咬著不放即可。以目前中國的國力而言，這還是行之有效的國家戰略。

十年過去，國家在南海海域及其周邊的優勢越發明顯。首先是中國與東盟的關係越趨緊密，透過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在貿易互惠的基礎上，中國的確在這區域影響力與日俱增，自然在南海爭議的問題上佔優勢；相反，在去年的東亞峰會，日本對東盟的失敗外交，更顯示了中國的優勢明顯，中國主導南海海域，只是時間問題。

近兩年，日本將東海問題高調化，能源與領土問題固然是箇中原因，但亦不能忽視，日本對於中國主導南海海域，存在巨大的不安感。要知道，即使以東海中間線劃界，東海陸棚上日方的（石）油（天然）氣田取得的油氣，不能直接以管線輸送到最近的琉球群島，因為中間隔著沖繩海溝，輸送管道無法通過。若以海底管道經對馬海峽送至九州，則要建造超過2000公里的海底管道，成本與工程難度都很大。如以船隻到油氣田裝載的方法，則容易受天氣影響，供應不穩定。日本兩個獨自開採東海油氣的方法，都是難度高成本高的項目，導致在東海開採得來的油氣，比從中東購買的還要貴，以至在和平時期沒有效益，在戰時也沒有保障。所以，我認為，日本將東海問題高調化，只是希望將大陸的戰略資源，吸引到東海這邊來，製造緊張，以迎合美國或日本國內右翼所喧染的中國威脅論，或藉此增加談判的酬碼而已。

因此，我認為，就國家的整體戰略而言，東海問題（包括釣魚島問題）不是優先要處理的事情，只要堅持底線，與日本來個長期抗爭即可。而且只要先解決台灣問題，東海問題就更易解決。因為釣魚島自清朝已有官方文獻記錄其為台灣省宜蘭縣轄，歷史上法理上，以台灣去爭取釣魚島主權要比大陸去爭取來得合理；而確認釣魚島歸台灣後，中間線問題則不復存在。而我所指的解決台灣問題不是要等到統一，只要兩岸能在「一中」問題上有突破，兩岸關係拉近，大陸就可以作為台灣的後盾，力爭拿回釣魚島及其附近海域的治權。

作為民間保衛釣魚島的力量，我們不應拘泥於以往的保釣形式。在中外媒體的鏡頭下硬闖釣魚島，固然能爭取社會大眾的支持，不過看來，今日香港的保釣人士還只懂得用這種形式。既然撐著保釣的旗幟去籌款，動輒都可以籌得幾十萬，這些錢除了用來登島，其實還可以用來做研究，做資料搜集，然後結集成書，或製作展覽，讓更多年輕一代可以深入的了解這個歷史問題，從而增大保釣力量。保釣作為一個長期的社會運動，不可能靠幾年一次的大型登島活動去維持社會大眾對其的熱誠，保釣需要薪火相傳，我們要在教育年輕一代上做功作，單靠英雄式人物去帶領的保釣時代，自先生不幸「中道崩殂」後，已經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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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錄：
J-10A：面對國家的海洋戰略，民間保釣的路應如何走？
Tonycat：「文史哲」應三合為一
CK：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淺探
Karl：健康與瘦
李若浮：也談左派和右派的由來

九月初我到了內地農村，不過不是考察，而是「探親」。跟上次到我女友家作客相隔緊兩年，變化郤不少。我女友的村子在湖南省永州市寧遠縣境，位處湘西南，距粵北連州市只2小時車程，是傳統的貧困地區。先談談縣城的變化。兩年前第一次到寧遠時，全個縣城沒有一枝交通燈，只有一條公車線路，公車車身上斑斑鏽漬，不知是從那裡買回來的舊車，街上最多的是三輪摩托，兩塊錢，縣城內任縱橫。今次回去不一樣了，交通燈有了，公車換了全新的廈門金龍，坐三輪摩托要三塊錢了。市容方面，感覺也乾淨了，街道上再沒有垃圾堆了，上次在街上閒逛，手中握著空的康師父冰紅茶膠瓶，幾次有人主動上前要取，今次可沒有了。市場旁邊的街道開了幾間服裝連鎖店，網吧林立，也開了一個大商場，縣裡第一間超市，美式炸雞漢堡包（不是KFC）也有了。女友說，以前全縣城只有一間百貨公司，貨品選擇少而且貴，現在多開了幾間，之前唯一的那間百貨公司現在很少人光顧了。

為何只是兩年時間，變化如此，女友無法給我解釋。但從我的觀察中，我認為還是與外來的固定資本投資的增大有關。在進入縣城的公路旁，我見到一大片農田被紅土覆蓋，幾座簇新的鋼筋混凝土廠房座落其上，部份已投產，門口還可以見到繁體字的廠名，當中還有港資的。女友說，在這些廠打工，基本工資約六百元一個月，扣除一個月五十元的伙食，每家只要有一個人進廠打工，加上家裡種田的收入，全年已不愁衣食了。

另外一個我見得到原因，是政府也積極投入資金發展旅遊業。寧遠發展旅遊業有得天獨厚的歷史文化資源，縣城南面30公里就是九嶷山，據《史記》載：「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九嶷山就是虞舜帝陵墓，舜帝陵就建於九嶷舜源峰下。另一個文化遺產是寧遠文廟，是我國目前保存完整，始建時間最早的兩處文廟之一，世有「北有曲阜孔廟，南有寧遠文廟」之稱。奈何寧遠地處偏遠，交通不便，局限了這方面的發展，現在正建造一條連接廣東清遠的快速公路，建成後，無論人流物流都會增加不少，對當地經濟的提升將起加速作用。

現在再談談農村裡面情況：從縣城入村，大概要坐半小時的摩托車，之所以要坐摩托車，是因為有段路是越野情況，有點像野外電單車障礙賽的路況，小車很難走；而開車的，載著我及行理，還能在凹凸不平的路上保持平衡，期間甚至連腳也不曾觸地，他的技術也是世界級的。如果徒步的話，這段越野路要大概走一個小時，才能到達連接縣城與鎮的柏油路，交通不便，所以我女友村子裡的收成，主要是作為自糧，絕少是賣出以賺取收入。

進村後，除了我女友家的新房子，所有景物與兩年前我來的時候相比沒有什麼變化。農村裡盡是老頭和小孩，像我這樣正值精壯之年的男子或女子都出外打工了，村裡最主要的經濟收入是他們出外打工寄回來的金錢。究竟寄回來的錢有多少，很難準確得知，但有趣的是，不像其他我路過的村子，時值農歷閏七月，理應是第二造稻穀穗香初發之時，路上我見到不少地方，田裡己發金黃，唯獨這村子竟然無人種第二造稻穀。我女友說村子裡的人實在太懶，每年只種一造，我則認為，既然寄回來的錢都夠用了，村裡的老頭都五六十歲了，又可必辛苦自己。

還有一個有趣的情況是村裡小孩亦不少，多數是六到十歲上小學的，因為農村裡的學費要比城市的便宜多了，雖然教學質數沒那麼好；而且明年農村落實九年義務教育，明年起孩子上學只要基本的書本費即可，很多在外打工的都把孩子送回來讀書。

可能我看到的還只是片面的，未能全面反映真實情況，不過就以上幾個方面，外來資金與人流，是讓鄉鎮經濟起步的最簡單而有效方法，並以鄉鎮作為農村與城市的過度帶，以鄉鎮吸納農村人口就業，民工所賺取的工資就可以立即帶動鄉鎮消費，以加速鄉鎮經濟增長，地方政府再將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財政收入再投資到農村的基礎建設上，這樣才是比較有效的去發展農村經濟。

像目前的普遍情況，農村的年輕勞動力多向珠三角，長三角集中，他們打工得來的收入，一部份在這些繁華地區消費掉，一部份存起來，另一部份則寄回老家開消。要知道，其實在寄回老家的錢當中，用途不外乎幾個方面：（1）建房（2）孩子讀書（3）還債（4）日常開消，這些靠打工轉回農村的資金，其實對農村經濟提升沒有什麼作用。而且很多農村人口出來打工十幾年，在大城市結婚生子，亦開始在城市生根，要他們回農村發展變得不可能，這亦大大削弱了農村的可發展空間。

中國人的守土意識和鄉土情誼農厚，尤其是一般的農民，如非不得已，絕少離鄉背井。其實這正是發展社會主義新農村，發展農村與鄉鎮經濟的絕好基礎。年輕人是發展的原動力，只要收入不比城市相差太遠，農村的年輕勞動力絕對會選擇留在農村或鄉鎮發展，這是發展的起點。

改革開放後，鄉鎮企業曾帶動過部份農村走出貧困，不過多因為經營不善，九十年代時出現過大批鄉鎮企業倒閉，連帶影響到農村經濟的發展，在過去十年可謂原地踏步。當時創造過一番奇蹟的鄉鎮企業，其實都是一些農村資本，或由地方政府出資投資的，一但泡沫爆破了，連帶當地經濟亦一沉不起。這段農村經濟起飛的失敗，以今日之眼光觀之，個人認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企業的經營，全由當地的教育水平比較低的農民或地方官員所致，他們只憑一股衝勁，一窩蜂去經營，對市場殊少有深入認識。

看來現在的發展方向有所改變，引入外來資金是讓新一輪鄉鎮經濟起飛的捷徑。外來資金除帶來發展經濟的資金，其實還帶給鄉鎮發展經濟的經驗，生產的技術與管理的人材。這些新的外來的資本帶到鄉鎮，加上鄉鎮與農村的廉價勞動力，這不正是沿海城市過去二十幾年經濟成功的主要因素？

不過讓人擔心的地方還是有的：其一是農村裡面的教育問題，農村教師的素質的確是存在很大問題，現在越來越多在城市打工的民工都將孩子送回農村讀書，教師素質參差，還是會影響到這些孩子將來的發展，以提高教育程度來脫貧的過程，可能會減緩；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官員的素質，鄉鎮農村，山高皇帝遠，很難確保清廉，而且如何確保地方官員的政策恰當，亦是難題。上個星期，與永州市相鄰的郴州市才將一批腐敗的市委、紀委書記拉下來，不過這兩方面，本人都沒有深入去觀察與思考，希望將來有機會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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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台灣的知識份子，以偏狹看中國，差之毫釐，謬之千里。

龍小姐這樣的一個笑話，在香港頗為吃香，可見香港人確實生活壓巨大，亟需要調劑減壓。

以龍小姐《請用文明來說服我》一文為例，不必看內容，就標題已經充滿滑稽，文明是一個問題，說服是一個問題，有否必要說服作者也是一個問題。

龍小姐在香港熱賣，在華人社區有一定知名，受一點吹捧，活在雲中霧裏自我感覺良好，不過說到底，龍小姐也還只是芸芸大學中的芸芸教書匠中的一個客席教書匠，閒時風花雪月，對家國大事無所動心，對國際形勢不甚了了，對民間疾苦毫不關心。這種隨手寫來志在換點紅酒喝的文章，實在沒有必要認真看待，說服嗎？笑笑算了！

就說服而言，有兩種方式，文的和武的，武的就是用拳頭來說服，一拳把對方打倒了，對方也就服了，這種方式簡單直接乾淨俐落，也比較少後遺症。另一種方式是以文字或語言來說服，也是說服一詞的流行義，大部份人傾向此一方式，貪其說了等如沒說服了等如沒服，因為說的人無需代價服的人也無需代價，也就可嘻嘻哈哈打個圓場了事。以文子或語言這種和稀泥的說服，最大的問題是由於無需代價，往往流於文字玩弄，舞文弄墨的說一大堆，可以雲遊天外可以離題萬丈，說的中可以抵死不認說不中就更是理直氣壯，一時語塞說個服字，但隔三差五又可再來擾攘一翻，無休無止死不斷氣至死不休！其次的問題是以受說服一方的水平問題，如果對方的知識有限至是對事情一竅不通，那就更是說了白說，浪費唇舌而無功！

呵，文明。

雖然龍小姐用上了文明這一詞語，但實情不知龍小姐對文明二字有多少認識，有多少理解？如何定義？是文化發達？是科技尖端？是優游富裕？是身光頸靚？是文質彬彬？是禮貌周周？美國文明嗎？日本文明嗎？歐洲文明嗎？還是非洲文明？中東文明？

何謂文明，首先文明是精神上的而不是物質上的，所有一切以物質為支撐的文明只能叫作物質文明而不能算是真正的精神文明，根本不應能歸入文明範疇，因為一旦物質消失，依附其上的也就會消失，而物質無論在任何角度看也是一種終歸會煙消雲散的東西。沒有了物質就文明不再的文明，又怎能叫作文明？文人賣弄文筆，把個人熱切追求醉生夢死的物質享受吹為文明，意義不大呢！能夠拋開物質而仍然文化發達科技進步、優游自在、文質彬彬、禮貌周周的，方才沾得了文明的門檻，文明是富而不淫，識而不驕；文明是富貴不移，威武不屈；文明是溫良謙恭讓。

由是觀之，龍小姐這種享受著優游的物質世界生活，嚮往著西方霸權主義物質世界意識的文明說服，實在只能是物質說服，笑話也就只能笑笑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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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結束至今，有四十年的歷史。而文革造成的破壞，以及對國家發展造成的影響，更是難以估計。也許人們會將文革的產生，說成是共產黨的責任。有些人更說得好像共產主義一但消失了，文革不會出現。但事實真的如此嗎？如果共產黨消失了，文革真的不會出現嗎？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十分強調「客觀物質轉變不以個人的主觀意志作轉移」。那就是說，沒有一定的客觀因素，個人不能影響事物演進的路向。就像無論你用什麼方法說一塊生牛肉熟了，牛肉依舊不會熟。

那為什麼中國會出現文革呢？有人說是因為毛澤東同志要奪權。這種論點很明顯是不對的。毛澤東同志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他只需要寫一篇文，足以影響中國。而我認為，文化大革命只是毛澤東同志對於建立一個社會主義中國的理想的唯心化產物。

毛澤東同志在帶領中國人民建立新中國後，發現中國的官員有些開始變得官僚化。於是寫下了「論十大關係」，本來不會做成一些人口中的十年災劫。但是適逢蘇聯的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及與美國解涷，令毛澤東同志開始擔心新中國會否出現蘇聯的情況。而毛澤東同志也開始思索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在社會主義中國是否必要。以及中國人民在經歷了二千多年帝制，會否有一種不屈服於官僚，會否有一種可以正確執行無產階級的民主的精神。由於外在矛盾的影響，使得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的選擇上，走上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偶然性道路上。

本來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個由無產階級掌控政權以及國家機器的國家，對資產階級的改造應當採取緩慢但有效的，從量變到質變的方法；而非大變大革的忽然質變的方式。但是因為蘇聯修正主義的影響，以及國內的林彪、四人幫的唆擺，令毛澤東同志發動了文革。但是，毛澤東同志也是有盡力作出補救。

因此，可以說，文革是毛澤東同志因為未能洗刷唯心思想以產生的。

而文革會否因為共產黨的消失而不出現呢？答案是肯定的不會。在60年代的美國，也出現過一個麥卡錫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很多人，包括差利‧卓別靈，也被美國政府列為蘇聯間諜。因此，文革可以算是一個冷戰的產物，就算共產黨消失，換一個像美國的政府上台，也會因為冷戰格局，而產生一場政治風暴，只是受害者由被認為右派的人變成被認為左派的人。

但是紅衛兵破四舊，是否又是一個沒有洗刷主觀唯心思想的結果？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四舊指的，是「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這些都是人內在的，屬於精神上的。需要用長時間才能改變。但是當時的紅衛兵大多數只明白破四舊的現像，不明白其本質，結果使破四舊被表面化，成為了破壞歷史文物的的一場浩劫。

因此，我們的祖國應該要加緊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傳播，只有真正明白理論，才可以避免以後再發生同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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